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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奖金捐给单位做科研
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奖金捐给单位做科研

时间:2012/2/15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院士。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院士。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良镛。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良镛。

  谢家麟吴良镛获最高科技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 或者社会效益。评审委员会实施的是记名投票方式,每一位评审委员都必须对自己的一票负责。到会委员必须有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算有效。

  昨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人居环境科学创建者吴良镛分别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给谢家麟、吴良镛两位院士颁发奖励证书。

  最高科技奖授予两科学家

  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

  按照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的要求,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该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已有18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该奖项的“诞生”也是经过重重严格筛选。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

  昨日,中国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共授奖374个项目和10位科技专家。

  在374个项目奖项中,国家自然科学奖占36项,其中一等奖空缺,二等奖36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5项,“宽带移动通信容量逼近传输技术及产业化应用”及“邮寄发光显示材料、器件与工艺集成技术和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83项,其中“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据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奖自2000年后,12年来,第8次出现一等奖空缺。

  对此,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解释,一等奖评选标准非常严格,专家把关较严,2011年申报的项目中,没有非常突出的,致使一等奖出现空缺。

  ■ 历届获奖人物

  2010年 师昌绪 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王振义 内科血液学专家

  2009年 谷超豪 数学家,孙家栋,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

  2008年 王忠诚 神经外科专家,徐光宪 化学家

  2007年 闵恩泽 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吴征镒 植物学家

  2006年 李振声 遗传学家,小麦远缘杂交的奠基人

  2005年 叶笃正 气象学家,吴孟超 肝脏外科学家

  2004年 空缺

  2003年 刘东生 地球环境科学家,王永志 航天技术专家

  2002年 金怡濂 高性能计算机领域专家

  2001年 王选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黄昆 物理学家

  2000年 吴文俊 数学家,袁隆平 杂交水稻之父

  ■ 人物档案

  谢家麟1920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

  谢家麟是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5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高能所副所长、“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设计师和工程经理、粒子加速器学会理事长、高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863高技术主题专家组顾问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世界上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这些都和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先生联系在一起。昨日,92岁高龄的他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92岁院士每周仍上班

  “他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一心工作,没想过工作后要得到什么,也不想出名。”昨日,谢家麟的妻子范绪篯这样评价丈夫。

  今年,谢家麟92岁,妻子范绪篯91岁。范绪篯介绍,直到今天,每周一,谢家麟总是会到位于石景山区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上班,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谢老的同事吴钢说,“我曾悄悄地问谢先生当年是怎样评上科学院院士的,他说,‘我至今不知道谁是我的推荐人。’”

  在吴钢看来,高能研究所副所长一职,是谢先生做过的最大的“官”。他回忆说,就在谢老事业渐近巅峰的时候,他主动退到课题负责人的位置。

  总爱问“妙在何处”

  在同事眼中,谢家麟看问题的视角与众不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在研制任何一台机器之前,总要问:有什么用?而谢先生提出的疑问往往是:妙在何处?

  “这种思维不是只见树木,也不是只见森林,而是树木与森林并举。”吴钢说。

  1952年,回国受阻而无奈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他接受了一项任务,研制一台高能电子束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量电子束流,打入人体内部杀死肿瘤细胞,治疗癌症。

  “别人都问我,用加速器治疗癌症,风险这么大,你能睡得着觉?”他对新华社记者回忆。

  他没有退缩,拿着100万美元的经费,和一个招聘来的退伍兵,领着一家化妆品公司的两个工程师和几个技术员上阵了。

  经过两年废寝忘食的工作,由谢家麟领导的团队,硬是抢在了别人的前面,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技术要求精尖的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并用于临床,在美国高能物理界引起轰动。

  为加速器事业“加速”

  正当他一举成名之际,美国移民局给他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选择,他毫不犹豫决定回国。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当初选择回国,谢家麟说:“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常庆幸。”

  回国后,谢家麟决定建造中国自己的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当时许多设备和关键部件国内没有,国际上对我国禁运,苏联也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出售。可他相信,发达国家能做的,我们也能做。

  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研究,1964年,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终于研制成功。

  反对论文署名“搭便车”

  生活中的谢家麟乐观豁达,同事张闯回忆,五年前,自己突然患病,心情也同病情一样沉重。“在急症室,我接到谢先生的一个电话。问了病情后,他幽默地说:人的大肠就像加速器里的波纹管,有很大余量,把损坏的那段除去掉就好了。”张闯说,先生的一席话把他说乐了,也正是这种乐观和豁达,帮助他顺利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程。

  “人应该有广泛的兴趣,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你一点不知道是很遗憾的。”谢先生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谢先生曾评价自己一生“只顾埋首拉车,拙于人事交往”。对于荣誉,他看得很轻,一些重要的荣誉奖章或证书,他可能很随意地就不记得放在哪里了。

  有时,看到他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但他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他说:“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

  慢慢燃烧,更久地发光

  高能所的同事周述说,谢先生付出了常人双倍的努力进行科研。他四十岁时,健康状况不佳,医生规定只能半日工作,但高能工程期间,他一直是投入全天工作。”

  周述曾问,以他的身体条件,怎么能完成这么多工作?谢老回答:“我的身体好比一盏灯油较少的油灯,我可以将灯芯拧小点儿,慢慢点燃,也可以长久地发光。”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谢先生已是高龄,而科技攻关精神不减。

  “他70岁左右,迅速开辟新领域,开展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研制。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艰苦创造条件,成功地建成了该装置。”周述介绍。

  2000年后,谢先生更是老骥伏枥,提出了一个利用束调管同时作为微波源和电子源的高效加速器的创新性设想,他带着几个学生,在90高龄前将这一构思化为现实。

  ■ 对话

  “奖金全捐给单位做科研”

  昨晚,记者联系到谢家麟院士,谈获奖感受和对年轻科学家的期待。

  新京报:您何时知道自己获奖,当时什么感受?

  谢家麟:我是今天上午去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刚知道获奖的。很高兴啊。得奖了。另外,我也觉得自己很惭愧,没有特殊的优点和贡献,也是于心不安。我只是做了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谈不上什么贡献。

  新京报:500万奖金打算怎么花?

  谢家麟: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奖的分量有多大,还不知道有500万一说。(他的老伴在旁边补充,按照规定奖金的9/10是作为科研经费,一般奖励是给单位的,1/10是给个人。)给我50万的话,我也都捐了(单位)做科研用,这是应该的。现在什么都挺好的,不需要额外的钱。

  新京报:您一周工作一天,其余时间都做些什么?

  谢家麟:我喜欢平时在家读读书,看看报纸,了解一些世界大事,而每个星期一,一定是要去单位。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有年轻人找我有事;如果没事,看看信件、上网看看邮件。还得学习,要不然跟(高能)所里完全脱节了。

  新京报:近年来院士选举时出现一些丑闻,你怎么看?

  谢家麟:(丑闻)太不好了,院士荣誉本来是名至实归的事,需要真的是自己做工作,国家给你的荣誉,不求自然会给你的,不是你求就能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的品质有问题,绝对不应该谁追求就给,不追求就不给,要杜绝这种现象。

  新京报:您对年轻的科学家有何建议,会不会觉得有些浮躁?

  谢家麟:现在年轻科研人员,“现实问题”比较多,买房、结婚生子,不能说都浮躁。有的年轻人做学问转进去了,像“书呆子”,赶都赶不出来;有的对做学问没兴趣,认为只是踏脚板,找个工作而已,比较浮躁一些。工作一定要和兴趣相匹配,只要有了兴趣就不会浮躁。

  做研究工作的最大动力就是强烈兴趣,书本知识加上实际经验就是创新基础,科研的敌人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

  科学王国大公无私,人的能力有高有低,成就有大有小,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努力,一分成果,这是永远如此的。

  鼓励原创性研究,也要由小而大。我们要从体制上鼓励创新,不要满足于模仿,要先鼓励在小处突破,不能只注意诺贝尔奖那样高水平的工作。

  ——谢家麟

  吴良镛 让人们诗意栖居

  人物档案  吴良镛1922年5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

  吴良镛是新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六十多年来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呕心沥血,勤耕不辍,为城乡建设领域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他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

  “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是吴良镛少年时立下的志向。

  1922年,吴良镛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普通家庭。1937年日寇入侵,让他深刻体会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

  “那是(高中)一个毕业统考,考完最后一门科目后的午后,日本飞机轰炸了合川,整个城市几乎一半都给烧了。”90岁的吴老至今记忆犹新。

  1940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开始了建筑规划生涯。

  操刀菊儿胡同改造获“世界人居奖”

  吴良镛参与过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

  而操刀北京菊儿胡同的改造,探索出一条旧城有机更新之路,得到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更凭此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世界人居奖”。

  菊儿胡同,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

  在1989年前,这里却与诗意无关:以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是一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

  吴良镛受邀来操刀“动手术”,他和学生出了上百张施工图,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有机更新”的原则得以确立。

  在吴良镛看来,城市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基本原则应该是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其破烂不适宜者。但是新的建设要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

  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推动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为达成“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社会共识,做出重要贡献。

  当时媒体关于菊儿胡同危房改造的报道,引发了钱学森的思考。1990年7月31日,他致信吴良镛,提出设想:“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

  吴良镛曾说,菊儿胡同实现了自己多年的一个梦想,“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毁坏下去。从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到小胡同里的四合院,都反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

  提出“人居环境学”受到国际认可

  吴良镛在规划设计上卓越,理论构建也非凡。

  1993年,他领衔公开提出“人居环境学”的设想。

  1999年,北京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负责起草的《北京宪章》,引导建筑师全方位地认识人居环境的方法论,受到国际建筑界的普遍认可。

  进入新世纪,他发表著述《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提出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学科,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经济、工程技术等角度,较为全面、系统、综合地加以研究,集中体现了整体、统筹的思想。

  他反对不少地方片面追求特色,使得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也反对一些人盲目追随西方,不来个国际招标就凸显不出所谓的“规格”,殊不知西方国家已经在为曾犯下的错误买单,美国人早就喊出了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埋葬在墓碑群式的天际线下拯救出来”。

  他曾以北京王府井大街北口为例。中国美术馆的形态是“立正”,路口东北侧的民航信息大厦的形态是“稍息”,这两幢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可是路口东南角的华侨大厦却是坐东朝西,来了个“向左转”,把美术馆和民航大楼撇在一旁,显得很不礼貌。

  他提醒北京有可能成为“二手货城市”,他痛惜北京旧城以剃光头的速度和方式进行改造,“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

  吴良镛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

  吴良镛说,他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 对话

  “我很关心梁林故居”

  新京报:恭喜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吴良镛:得这个奖,责任很大、负担很重。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蜡烛。得奖更大的作用是更多的发挥学术、社会力量,使得人居环境等得到更好的保护。

  新京报: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您的老师,最近“梁林故居”被拆,您怎么看?

  吴良镛:我知道,我知道。我对梁林两人的感情很深刻。“梁林故居”那片是北总布胡同,以前的美术专科学校在那边,最早我个人也住过,好多艺术家都住过。那块都应该保护起来。我也很关心。我对历史名城古建的保护,观点是一贯的,一定要保护好。关键是要贯彻好、从体制上更好地解决。

  新京报:您怎么看待旧城保护?

  吴良镛:旧城需要保护。从学术上讲,各个地方要探讨,本地的历史和实际,创造性提出新的、好的办法。但不是把“旧”的保护了就行了,要积极地整体保护。

  比如北京城是一个整体,现在不是一两个地方的事情。整个北京的旧城,要努力进行创新保护。从建筑科学、规划设计、市政管委等部门一起发挥作用。我个人觉得,要创造性对旧城保护提出整体思路。北京应该有一个宏观、大的战略。旧城保护,不能“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一定要从整体出发,形成一个整体的规划。

  ■ 大师印象

  九旬翁站讲台

  90岁吴良镛仍坚持在一线工作。

  去年记者采访吴老时得知,他带7个博士生,每位学生博士论文从开题到写作再到修改,都是亲自指导。

  “还给研究生带一门课,每堂课他都坚持亲自去讲授。”清华大学左川教授说,总叮嘱吴老坐着讲课,可他讲着讲着就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

  吴老笑着说,“他们还给我定了‘八大注意’,我总是遵守不了。”

  爱笑童心未泯

  吴老总是笑眯眯的,笑得敦厚、诚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说,吴老喜欢用“童心未泯”来形容自己。因为上年龄的原因,有一段时间,吴老开始装假牙了。装完假牙不久,一只耳朵也不大好使了。有一次开会,来了一屋子人,吴老耳朵听不清楚,就拿出那个小助听器,自己戴上了。

  他还解嘲,“一般都说,武装到牙齿,我都武装到耳朵了”。

  精力旺工作狂

  平时,吴老给人的印象是“儒雅”,衣着整洁。

  朱文一说,但只要工作起来,吴老就不大注重穿着。工作投入时,吴老斜挎着书包,衣服都不对称,一边长一边短。

  精力旺盛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们对吴老的评价。他们都经常纳闷,吴老早上7点钟就去参加会议,“精神头比年轻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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